§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——武则天与“北门学士”(1/3)
武则天，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，一位了不起的女性。
因为中国是个男权至上的专制社会，因为中国是个“惟女子与小人难养”的蔑视女性的封建社会，因为中国从来不曾有过西方那种女性当国的政治传统。所以，武则天能够以皇帝身份统治偌大中国，实在了不起。
数千年来，中国就这么一位女性皇帝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虽然，她的“帝龄”（如果有这样一种计算单位的话）只有十五年，不算长。但是，她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实际执政的时间，却长达五十七年。在中国全部帝王中间，主政半个世纪以上者，不超过十位，她是其中之一。
武则天，并州文水人。《资治通鉴》称：“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，年十四，上闻其美，召入后宫，为才人。”这是公元637年（贞观十一年）冬天的事情。
才人是个五品级别的姬妾，在拥有皇后、皇妃、嫔娥、婕好等众多诱惑的太宗后宫里，她虽年轻貌美，但别人不见得不年轻貌美。因此，要想出人头地，相当困难。但是，她以她的善谋略，多机变，知应对，巧心计等堪称了不起的天性，很快，就以先声夺人的气势，拿下唐太宗的眼球，打开局面。
《资治通鉴》载有她以自诩口吻讲述的一则故事：他日，顼奏事，方援古引今，太后怒曰：“卿所言，朕饫闻之，无多言！太宗有马名师子骢，肥逸无能调驭者。朕为宫女侍侧，言于太宗曰：‘妾能制之，然须三物，一铁鞭，二铁楇，三匕首。铁鞭击之不服，则以楇楇其首，又不服，则以匕首断其喉。’太宗壮朕之志。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！”顼惶惧流汗，拜伏求生，乃止。
一个小女子，在顾盼自雄、英武自命的皇帝面前，放出如此非凡不俗的豪言壮语，能不引起注意吗？皇帝虽然有许多女人，但这个出语突兀的武则天，却有别于以美貌，以声色，以狐媚，以淫浪来取悦他的姬妾。于是，她得以从后宫佳丽中间脱颖而出，进入这位好色主子的床笫之间。
不幸，唐太宗因求长生不老，服胡僧药中毒不治，很快就晏驾了。按照唐高祖的惯例，先帝的遗孀们，都得从宫里搬出来，剃度为尼，住进感业寺。武则天之了不起，就在于她早有预谋，早就放长线钓大鱼，早就对太宗的王位继承人进行感情投资，做了一笔很成功的期货交易。可以设想，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，又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的女人啊！她既然能够近距离地接近李世民，大谈格杀勿论的驭马之道，那她也就能找到机会接近李世民之子，并使他就范服帖，俯首听命。这位太子，很快像一匹连蹶子也不会尥的驽马，被她驯服了。
李世民有若干儿子，独这个李治智商低，体质弱，能力差，属于难当重任的阿斗型接班人。但中国最高权力转换过程中，精明能干者，因锋芒毕露而常遭淘汰，凡庸无能者，倒因表现平平而得到青睐。这个没什么本事，却如他老子一样好色的李治，还在当储君的时候，就被堪称“人精”的武则天给摆平了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上（即高宗李治）之为太子也，入侍太宗，见才人武氏而悦之。”这一“悦”，李治就被武则天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一直到死。
按照汉民族的伦理观，武则天既是太宗的遗孀，就不可能成为高宗的老婆。这种逆伦的行径，是非常悖谬、荒唐、不耻于人类的。不过，唐代李姓帝王，胡汉混血，蛮风犹存，还未完全进化到中原文明的礼教程度，仍旧秉承匈奴、鲜卑等游牧民族那种父死妻由子娶，兄死妇归弟纳的习俗。至于叔侄共奸、姐妹互夫的**，更是不一而足。因此，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床上转移到唐高宗的床上，为两代人献身，也许不应认为有什么不妥。
所谓“脏唐臭汉”，这种皇室中不文明的性混乱现象，一直备受后人訾议。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、弟弟李元吉，就曾经“烝”过唐高祖李渊的爱妃。在古汉语中，以下奸上曰“烝”，李世民据此向其父告密，并随即发动了一次杀兄灭弟逼父的“玄武门之变”，夺得政权。所以，李治也好，王皇后也好，认为“烝”一下武则天，无伤大雅。
但是，等到李治当真要册立武昭仪为皇后，这就不是随便睡一睡就拉倒的性放纵，可以不当一回事地马虎过去。既然要堂而皇之地册封，就不能不考虑这个女人的来路不正，妾身不明，就不能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，礼教规范。舆论导向怎么办啊？宣传提纲怎么写啊？这着实使当朝待诏的御用文人们，伤透了脑筋。
我一直相信册立武后的这份诏书，为上官仪手笔。因为，在高宗的心目中，要解决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棘手难题，非上官仪莫属。第一，他的官位摆在那里；第二，他的文名摆在那里；第三，或许不无重要的一点，他的人品摆在那里。
在初唐诗坛上，上官仪是出类拔萃的一位。《全唐诗》称其长于五言，“绮错婉媚”，承袭梁陈余绪，沿续江左风格，形成风靡一时的“上官体”，人多效之。他的诗，形式上的华丽浮艳，是足够的，内容上的沉重切实，就欠缺了。作为御用文学，讲究的就是这一套：只要好看，不怕肤浅；只要好听，不怕肉麻；只要主子满意，哪怕狂拍马屁。做到这三点，他也就算得上是恪尽厥职了。
因此，太宗、高宗两朝，上官仪一直为御用文人的首席写手，成就最大，声望最隆。“太宗每属文，遣仪视稿，私宴未尝不预。高宗即位，为秘书少监，进西台侍郎，同东西台三品。”（《全唐诗》）
在朝廷里，在宫阙中，在帝王左右，才叫御用文人。同为御用，也是流品不一，爵禄不同，高下区别，亲疏差异的。这其中：一等的，出理论，出思想，称为国士；二等的，出主意，出韬略，称为谋士；三等的，出笔杆，出文章，称为学士。上官仪介乎二等三等之间，与李白、王维纯粹哄皇上开心，完全为帮闲的文人，稍有不同，层次稍高一筹。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，少之又少，绝大多数连紫禁城的大门都进不去，更甭说想出现在帝王的视觉范围之中了。这些乱拍马屁，乱捧臭脚，乱表忠心，乱唱赞歌，乱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者，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罢了。为什么在中国，会有这么多的文人，自觉排队，自动靠近，自作多情，自我献媚，冀求挤进御用行列之中呢？
道理很简单。凡在朝，有官可当，有车可坐，有赏可得，有福可享，什么都有；凡在野，无职无权，无车无房，无钱无势，无门无路，什么都无。所以，逼得他们不得不拼命巴结，拼命表现，拼命炒作，拼命兜售自己，拼命攀附要员，拼命贴紧官方，心痒难禁，做青云直上之梦，眼红不已，作一步登天之想。
说白了，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，小车开到门外，一张大红请柬，恭请阁下进宫。金殿赐座，引为上宾，成为经筵的侍讲，成为御用的笔杆；金榜留名，宠幸有加，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，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。从此，引导潮流，所向披靡，主宰文坛，领袖群伦；从此，荧屏露脸，媒体曝光，记者包围，网络追踪；从此，大众情人，风流倜傥，美女如云，追捧对象；从此，官方色彩，身价腾贵，帝王知己，无比荣光。
这就是可爱又可恨，可怜又可嫌的中国文人埋藏在心底里一个永远的梦！
民国初年，在北京的胡适之先生，就有过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梦境实现。一天，他当真接到爱新觉罗·溥仪的一通电话：
“你是胡博士吗？”
“Yes！”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“I dont know！”
等到终于弄清楚电话对面是逊帝时，胡适也按捺不住亢奋之情。
无论如何，他曾是满清王朝拖过辫子的臣民呀！虽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约他进紫禁城一晤，岂有敬谢不敏之说？他不但去了，事后还相当张扬了一番。这也是人之常情，终究不是北新桥的骆驼祥子，或者三河县的老妈子约他会面。
从鲁迅先生调侃他的文章里读到，好像有人问过，你见到逊帝，是不是跪下来磕头呢？好像还有人问过，你见到逊帝，是不是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？他笑而不答。这种无声胜似有言的表情说明，显然这次逊帝的召见，有点喜出望外，使他那中国文人的御用情结，得到了大满足。尽管胡适先生如今已被追捧为当代圣人了，与日月同光，与星辰同辉，差点要在孔庙里配享了，那时，他也难能免俗。可以想象，当他从东华门走出来时的得意之色，恐怕也是掩不住那一脸贾桂相的。要不然，他后来也不会跟蒋介石走得那么近。
中国文人，努力削尖脑袋盼着被御用，然而，在嘴上却绝对讳言御用。所有已被御用的，未被御用的，想被
御用的，都做出一副蔑视御用的清高神气来。这种又要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的假撇清的表演，胡适先生拜见末帝，便是一则绝妙的小品题材。
唐代的上官仪，似乎不那么装假清高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，御用文人的名声，还未顶风臭四十里。从他的诗作题目看，如《奉和过旧宅应制》、《早春桂林殿应诏》、《奉和秋日即目应制》、《咏雪应诏》，颇以此为荣焉！好像这种被御用的情结，后来成为他们上官家的遗传基因，他的孙女上官婉儿也成了操这一行业的内廷写手。
肯定是为草拟这封册立武氏为后的诏书，李治把上官仪找来。“爱卿是先帝的笔杆子，也是朕的笔杆子，这份诏书就拜托阁下了！”御用文人之高明，就在于他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，你不用张嘴，他就能领会精神；你不用点明，他就能体贴上意；你不用吩咐他如何写，怎样写，他就明白他该说什么，该写什么。所以，当年梁效、石一歌之流，能捧上这碗饭吃，也非等闲之辈。现在好多勇敢者，一张嘴，就骂得人家狗血喷头，体无完肤，如果真把他放在这个角色位置上，也许未必玩得转的。
上官仪的脑袋，立刻进入构思状态。
第一，你不能否定过去她是太宗女人的这段史实，又不能改变如今她是高宗的女人的这个存在；第二，既然事实不能回避，要怎样才能以正视听，既然历史不可改写，那么该如何乔装打扮呢？这份诏书真是好难做好难做的。
上官仪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大笔一挥，一字千金，把那个废物皇帝看傻了：
朕昔在储贰，特荷先慈，常得侍从，弗离朝夕，宫壶之内，恒自饬躬，嫔嫱之间，未尝忤目。圣情鉴悉，每垂赏叹，遂以武氏赐朕，事同政君，可立为皇后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）
真不愧为大师啊！连高宗对他琢磨出如此奇思妙想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照这个说法，父子聚麀的宫廷秽闻，成为慈爱恩渥的舐犊佳话，既然李世民早就将武则天赏赐给他，也就不存在“烝”，不存在“以下奸上”，不存在“二次使用”上的任何道德问题。而且，还找到历史上的先例，汉宣帝就曾把内宫的王政君赐给太子，后来太子继位为汉元帝，王也顺理成章成为皇后，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呀！也难怪高宗要格外倚重他了。
于是，本是唐太宗的小妾，如今成了唐高宗的媳妇。历史就是这样，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，是经不住推敲的，许多解不开的谜，也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。所以鲁迅先生说过，“倘要完全的书，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，倘要完全的人，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但是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，一个已经被撵到感业寺为尼的女人，是用什么手段，牵线搭桥，把这个与她已是天地之隔的新科皇帝，拉到尼姑庵来，重叙旧情呢？
太宗崩后，恰逢“忌日，上诣寺行香，见之，武氏泣，上亦泣”。史传上的这两句话，看来似乎是一次无心的巧遇。然而细想开去，殊为吊诡：为什么要到城南的感业寺进香，而不到大行皇帝暂厝的祖庙进香？就在安业坊，既有东南隅的济度女寺（即感业寺），还有西南隅的资善尼寺，为什么偏选此寺而不选彼寺？看来，李治这次进香安排，是按武则天的精心策划而进行的。
那时，既不能发E-mail，又不能发手机短信，武则天怎么能使旧情人得知她的想法呢？因此，历史上的很多模糊空间，千万不要那么较真，只好不怕有识者撇嘴耻笑，依靠想象来填补了。
如果没有一旁的王皇后，武则天也许要在寺里青灯孤影，当一辈子尼姑了。但年轻皇后看到老公和这个《思凡》的女主角眉目传情的眼神，非但没有生气，相反，忽发奇想，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契机。
因为高宗登基后，便敢公然地有宠于萧淑妃，而冷淡王皇后，使得她很郁闷。于是，识短见浅的她，想利用高宗与武则天的这段旧情，以制约这个萧淑妃，使其失宠于高宗。她自以为聪明，把她弄进宫里来，谁知却是一个很馊的主意。王皇后鬼鬼祟祟与已经削发的武则天咬耳朵，“阴令武氏长发，劝上内之后宫，欲以间淑妃之宠”。
“武氏巧慧，多权数，初入宫，卑辞屈体以事后；后爱之，数称其美于上。未几大幸，拜为昭仪，后及淑妃宠皆衰，更相与共谮之，上皆不纳。”这样，引狼入室的王皇后，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从此，她和萧淑妃，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。
如果说，武则天的这出连续剧至此，其故事情节，仍属于后宫性饥渴女人们的争风呷醋，飞短流长；可接下来，就连莎士比亚也编不出下面这样四幕连台的精彩大戏：
第一幕：政治+权术=野心暴露；
第二幕：欲望+贪鄙=邪恶展现；
第三幕：无所不用其极+杀人不眨眼=极端恐怖；
第四幕：淫乱+面首+无聊的御用文人=肮脏黑暗。
大幕拉开，武则天第一次出场，就做了一件正常人绝做不出来的可怕举动。公元654年（永徽五年），这个坏也坏到了不起的女人，亲手掐死自己的新生儿，栽赃于王皇后。
（王皇）后宠虽衰，然上未有意废也。会昭仪生女，后怜而弄之，后出，昭仪潜扼杀之，覆之以被。上至，昭仪阳欢笑，发被观之，女已死矣，即惊啼。问左右，左右皆曰：“皇后适来此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后杀吾女！”昭仪因泣数其罪。后无以自明，上由是有废立之志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九）
虎毒尚且不食子，武则天敢下这样大的血本来赌命，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她的对手。嫁祸于王皇后的结果，便是公元655年（永徽六年），武则天被正式册立为皇后。“十月，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，囚之别院。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。”
《资治通鉴》对于她报复这两个情敌兼政敌的女人之狠毒，有着骇人听闻的记载：
故后王氏，故淑妃萧氏，并囚于别院，上尝念之，间行至其所，见其室封闭极密，惟窍壁以通食器，恻然伤之，呼曰：“皇后、淑妃安在？”王氏泣对曰：“妾等得罪为宫婢，何得更有尊称！”又曰：“至尊若念畴昔，使妾等再见日月，乞名此院为回心院。”上曰：“朕即有处置。”武后闻之，大怒，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，断去手足，捉酒瓮中，曰：“令二妪骨醉！”数日而死，又斩之。王氏初闻宣敕，再拜曰：“愿大家万岁！昭仪承恩，死自吾分。”淑妃骂曰：“阿武妖猾，乃至于此！愿他生我为猫，阿武为鼠，生生扼其喉。”由是宫中不畜猫。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，萧氏为枭氏。武后数见王、萧为祟，被发沥血如死时状。后徙居蓬莱宫，复见之，故多在洛阳，终身不归长安。
从此，东都洛阳成为武则天的首都，并将其改名为神都。十年浩劫期间，中国也兴起过一阵改名热，溯本追源，老祖宗恐怕就是这位武则天。大概没有什么真功夫、真本事、真学问的浅薄之徒，就热衷于这种表面文章、文字游戏。武则天尤其喜欢改年号，积习为癖，她一生改过十八次年号，创中国帝王纪年麻烦之最。她还喜欢改字造字，久之成瘾，她姓名中的那个组合字“曌”，创中国汉字笑柄的破天荒纪录。女人搞政治也好，搞文学也好，要没有大胸襟、大视野，永远也摆脱不了那种小女人的狗屁倒灶，永远也根绝不了从厨房走进客厅的婆婆妈妈。
我见过的女政治家不多，我见过的女文学家不少，不幸，证实了这一点。
那个李治奈何不了她，一、惧内；二、懦弱；三、无能；四、多病。估计此人患有神经关节痛、高血压、视网膜脱落、美尔尼氏综合症等多种疾患，碰上这样一个泼妇式的老婆，只好将最高统治权拱手相让，由她来统治这个国家了。
但是，至少在中国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女人染指最高权力，绝对是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情。因为第一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，“牝鸡司晨”从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。所以，处于权力巅峰之上的女性，永远生活在这种精神上的被迫害感当中；第二，在满朝文武悉皆须眉的男性世界里，势必要面对这种超强势的性别压力。所以，作为单个的女性最高统治者，永远处在这种性心理的不安全感中。
即使一个最善良的女人被放到这个位置上，早晚也会变为一个最恶毒的女人。不管是若干年前的吕雉，或者武则天，还是若干年后的慈禧，或者江青，只要登上权力的珠穆朗玛峰，高处不胜寒，必定在诸多压力之下，要乖戾，要变态，要歇斯底里，要神经质，要恶性膨胀，直到不可救药，直到倒行逆施。
由于武则天的控制欲望，排他念头，疑惧一切，扭曲心态，弄得李治也终于受不了，爆发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。兔
子逼急了也会咬人，可李治，还没张嘴，武则天把他的牙全给薅光了。
这事发生在公元664年（高宗麟德元年）秋天：
初，武后能屈身忍辱，奉顺上意，故上排群议而立之；及得志，专作威福，上欲有所为，动为后所制，上不胜其忿。有道士郭行真，出入禁中，尝为厌胜之术，宦者王伏胜发之。上大怒，密召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。仪因言：“皇后专恣，海内所不与，请废之。”上意亦以为然，即命仪草诏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）
废掉皇后的诏书，高宗要上官仪来草拟，由此推断，册封皇后的诏书，肯定也是上官仪草拟的。上官仪虽为御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，虽体贴上意可并不无聊无耻，虽巴结讨好有之，但正直善良更有之。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反对皇后，而不是当骑墙派两边讨好。没想到，这个怕老婆的君王，尚未交锋，先竖白旗。尤其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废物皇帝背过脸去，厚颜无耻地将部下出卖，说是受上官仪教唆，这就要了他的命了。
武则天是何许人也，能不布眼线于这个窝囊废的身边吗？李治与上官仪还未密谋完，小报告早打过去了。“左右奔告于后，后遽诣上自诉。诏草犹在上所，上羞缩不忍，复待之如初；犹恐后怨怒，因绐之曰：‘我初无此心，皆上官仪教我。’”
武则天能放过这个背后绐她下刀子的上官仪吗？“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、伏胜与忠谋大逆。十二月，丙戌，仪下狱，与其子庭芝、王伏胜皆死，籍没其家……自是上每视事，则后垂帘于后，政无大小，皆与闻之。天下大权，悉归中宫，黜陟、杀生，决于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，中外谓之二圣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）
上官仪事件发生以后，武则天感觉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紧是不行的了。于是，中国御用文人这个行当，经过这个女人的手，也走上了末路。
在中古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，御用文人和非御用文人，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。屈原、宋玉、唐勒、景差、枚乘、贾谊、司马相如、司马迁、东方朔、朱买臣、班婕妤、扬雄、刘向、刘歆等等等等，你可以说他们在人身依附这一点上，是御用的；但也可以认为他们在人格上，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，并非完全御用的。从他们为人为文的不羁精神看，未必俯首帖耳于御用的。因此，他们在被当道者所豢养，所雇佣，所喝来斥去，所奴仆畜之的同时，在忍辱负重的状态下，秉笔直书，表达万众之心声，抒愤述忧，记载历史之真实，就完全不具御用的意味。
这也是后来的中国人，尊敬他们的努力，推崇他们的成就，并不介意他们是否被御用或不被御用，而能够理解的原因。
上官仪就是这样一个既“御用”，也“文人”的人，因此，他为人的声名，风采儒雅，风度优美，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；他为文的口碑，格调高尚，韵味精致，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。宋人计有功在《唐诗纪事》里，为我们描画了这样一个动人场面：“高宗承贞观之后，天下无事，仪独持国政，尝凌晨入朝，巡洛水堤，步月徐辔，咏诗曰：‘脉脉广川流，驱马入长洲。鹊飞山月曙，蝉噪野风秋。’音韵清亮，群公望之，犹神仙焉。”
但是，从他脑袋被砍落在血泊之时起，那些受到尊敬的既“御用”又“文人”的老一代，便成绝响。从此，在武则天诱之以利德禄的淫威胁迫下，那些在她周围耍笔杆谋生的鼻涕虫，以文学混饭吃的跟屁虫，便成为只有“御用”，而无“文人”的新一代。
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七年，是中国御用文人的转型期，从此，中国御用文人走上末路。
通常，谈武则天，谈她的淫荡，谈她的残忍，谈她的酷刑，谈她的无往而不利的计谋布局，谈她的为李唐王朝决不接受的“武周革命”，谈她的为中国男性社会所不能忍受的称帝御极……这其中，常被官修史书忽略，也不被文学史者关注的，就是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，如何进行肃反运动，“朝士流贬者甚众，皆坐与仪交通故也”，彻底清算了与她不够同心同德的文人。如何重新清理队伍，将统称之为“北门学士”的御用文人，揽之门下，高官厚禄，笼络起来，也像她对待面首一样地豢养着，为其抬轿子，吹喇叭。
在中国，自有御用文人这个行当以来，不论何朝何代，都不如武则天在位时得到重视，得到重用，因而鼎盛，因而发达，抬爱到从未有过的高度。同时，又是她，将这个行当，彻底污名化，完全颠覆掉，将讨好她的御用文人，作践得与洗脚店、桑拿房、歌厅的三陪小姐，毫无差别。惟有以“色”侍人和以“文”侍人的不同罢了。
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，左史刘祎之等，使之撰《列女传》、《臣轨》、《百僚新戒》、《乐书》，几千余卷。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，时密令参决，以分宰相之权，时人谓之北门学士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二）
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、范履冰、卫敬业，令撰《玄览》及《古今内范》各百卷，《青宫纪要》、《少阳正范》各三十卷，《维城典训》、《凤楼新诫》、《孝子列女传》各二十卷，《内范要略》、《乐书要录》各十卷，《百僚新诫》、《兆人本业》各五卷，《臣轨》两卷，《垂拱格》四卷，并文集一百二十卷，藏于秘阁。（《旧唐书》卷六）
公元683年（永淳二年），在位三十五年的李治终于死掉了。她立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，是为中宗，在位三个月，被武则天废掉。随后，立所生第四子李旦为帝，是为睿宗，在位七年，再次被武则天废掉。这一次，她自己要过一把皇帝的瘾，终于拉下脸皮，不再以皇太后身份主政，公元690年（天授元年）改唐国号为周后，而正式称帝御临天下，这年她六十六岁，已经是个老女人了。
尽管年事已高，但精神矍铄，尽管老迈龙钟，但情致不减。这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的话了。他认为权力是催情素，权力是兴奋剂，最高的权力，也是最强的催情素和兴奋剂。武则天需要面首为她保证**的满足，需要御用文人为她提供精神上的满足，并不因年近古稀而降低这两满足的要求。干脆，这个只要一息尚存就风流不止的老女人，将她的男宠队伍、文学马屁精队伍合二而一，“置控鹤监丞、主簿等官，率皆嬖宠之人，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”。于是，在这个罪恶的渊薮里，一个比一个赛着下三烂，一个比一个赛着不要脸。
一直到公元700年（则天久视元年），这年她七十六岁，也是这个老太婆死前五年，“改控鹤为奉宸府”，任命她的第一姘头张易之为奉宸令。你不能不为这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其精力之可怕旺盛，叹为观止，不能不为这个永不满足的女人，其活力之恐怖强亢，五体投地。“太后每内殿曲宴，辄引诸武、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。太后欲掩其迹，乃命易之、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《三教珠英》于内殿。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。太后命昌宗衣羽衣，吹笙，乘木鹤于庭中，文士皆赋诗以美之。”
此情此景，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，已经完全堕落，无可救药了。
唐人张□的《朝野佥载》里有两则记事：
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。云是王子晋后身，于缑氏山立祠，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，舍人崔融为最。后易之赤族，佞者并流岭南。
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。时薛师有嫪毐之宠，遂为作传二卷。论薛师之圣，从天而降，不知何代人也。释迦重出，观音再生，期年之间，位至内史。
《新唐书》里有三篇本传：
一、元万顷：“时谓北门学士……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，万顷敏文辞，然放达不治细检，无儒者风。”
二、李适：“凡天子飨会游豫，惟宰相及学士得从……帝有所感即赋诗，学士皆属和，当时人所歆慕。然皆狎猥佻佞，忘君臣礼法，惟以文华取幸。”
三、阎朝隐：“性滑稽，属辞奇诡，为武后所赏，累迁给事中、仗内供奉。后有疾，令往祷少室山。乃沐浴，伏身俎盘为牺，请代后疾。还奏，会后亦愈，大见褒赐，其资佞谄如此。”
四、武崇训，“三思第二子也。则天时……尚安乐郡主，时三思用事于朝，欲宠其礼，中宗为太子在东宫，三思宅在天津桥南，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，归于其宅。三思又令宰臣李峤、苏味道，词人沈佺期、宋之问、徐彦伯、张说、阎朝隐、崔融、崔湜、郑愔等赋《花烛行》以美之。”
读到这里，也就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御用文人这名词，御用文学这概念，之所以臭不可闻到极点，之所以来不及掩鼻而逃，其由来，是与这位中国惟一的女皇帝密切相关的。
（本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