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 年初夏。

我站在操场上，凝视着脚下的塑胶地面，烈日当空，警笛长鸣，不可名状的悲哀，让我架在脖子上的脑袋变得沉重如铁。

老实讲，那年夏天八岁的我对“灾难”的意义理解并不清晰，甚至生死在我看来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。但我仍旧感到悲哀，我为顾柏川落泪——因为从那往后他失去了母亲。

女校长身着黑衣，立于主席台上，要求所有学生低下头去。

顾柏川没有，他是整个绿皮操场上，唯一扬起脑袋的学生。

我趁此机会偷偷瞥向他上扬的侧脸，在那个男生都以不修边幅为“酷”的年龄，他已经学会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，鬓角的碎发修剪整齐，露出一条漂亮的下颚线。

我想他应该是在看向那面红旗，蓝天的映衬下，微风在拂动它的旗面。

顾柏川是个很少哭的人，即便是在后来过去很多年，我也鲜少见过他的眼泪，但那天我还是看到有泪珠反射着阳光，晶莹一点，滑过他的脸颊，砸向地面，滚入尘土。

当警笛结束，他用手背蹭了蹭眼睛，挺直腰板站在那里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我有时候觉得他这人太能装了，也太让人琢磨不透，即便他与他的父亲有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他俩仍旧相似。他们都有一张板正而严肃的脸，眼神扫过我，我就会感到紧张……我怕被顾柏川看穿心事，那被我牢牢拴在胸腔下、无法言说的晦涩秘密。

我跟顾柏川从来就不是一路人。

我太能折腾，这是他给我的评价。

但这不妨碍我与他厮混在一起，从小到大，度过整场漫长而荒诞的青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