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可不喜欢头发少的男人。剃光头那种也不行。”
外头闷热得不可思议，有滚滚的雷时不时在很遥远的地方作响。蝉鸣变得非常歇斯底里，偶尔路过的蜻蜓也像传说中那样飞得很低。感觉像在酝酿一场仲夏的大暴雨。隐约中，极零星的雨滴已经掉了下来。
幸优一边开车，一边微噘着嘴说话，用非常明朗任性的口吻。
因为上一次“非暴力”的那场聚会没能露面，也没能像承诺那样接送我，她说什么也非要再单独接我去一趟六号院做客。
临行前，我打电话给了唐棠，想拉上她同往，不过对方拒绝得很干脆。
又不熟悉，别扭不别扭啊，她这样说。
的确，我在心里苦笑，我就不别扭。
而就在几分钟前，幸优突然开始提起易铮。我看见又有两只蜻蜓，从车的前挡风玻璃处掠过。雨真的要来了。
“你那个朋友真有意思。”她说，几乎是和上回一样的话。不过这次，我明确知道她是在说易铮，而且，她接着又清清楚楚表达了绝对不喜欢光头的好恶。
“那次不是和你一起去了他家吗，后来，他动不动就发些诗啊还有照片什么的给我。”
她说得毫不顾忌。一般人听来，一定觉得她在炫耀，令人生厌的炫耀。然而，不知怎么，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膈应或生气。也许是因为她的口气，实在是明快得没一丝暗示。
“都发些什么样的照片？”
“嗯……就是那种自然风景什么的，比如……天空，什么的，很蓝的，或者很污染的，他好像都照下来。然后……诗歌的话，好像是自己写的，不需要押韵的那种现代诗。”
“说明光头喜欢你，人家光头看上你了。”
我也尽量用不含评判与顾忌的语气轻描淡写地说，喉咙里还低声笑了两下。
幸优再次十分明确地表示，自己可不喜欢没头发的男人。
“而且，他女儿真可爱。”她又补充。
我不知道头发少和女儿可爱之间有什么联系。正打算好好琢磨的时候，幸优突然问：“对了，那天他有没有送你回家啊？”
“谁？”
“付川啊。我特意交待他的，必须把你送回去的。”
“送了，送了。”我忙不迭应声。
“那还差不多。”幸优小声嘟囔一句，好像在评论一个底层办事员。她又再次变得高高在上。
这次的路好像很顺，我也根本没太在意窗外的景致，感觉根本没过多久就到了她的六号院。
快到院子的时候，她一直自言自语，到底要不要浇点水呢，好像要下雨，不过还是浇点吧。
说心里话，我对喜爱照料绿植的人向来不理解。我不明白默默地花时间养护一些始终沉默的东西有什么乐趣。
在森搬离公寓之前，我们的家总是养满了大大小小的花。大部分我甚至叫不上名字，还有几盆被修剪得很好的文竹。后来，这些让我困惑的生物，都随着森一起消失了。对于森来说，如果有人能轻易区分两种长得相像的植物，就可以瞬间得到他的钦佩。喜欢养花草的人好像都这样。
一进院子，幸优就换上了一双不知从哪找出来的蓝色胶拖鞋，样子土气，简直像民工穿的。然后，她动作利索地把橘黄色的皮管子从屋内接出来，开始给院子里的花和树浇水。
苹果和海棠都已经开败了，只剩下茂盛的绿叶。我看见海棠的叶子里藏着青色的果实，苹果树上也结了四五个绿色的小苹果。
趁她浇水的工夫，我来来回回踱着步，屋里屋外地转着。
没了客人的小院子，显得很空旷。屋子里更是显出一种巨大而原始的虚空，孤寂得甚至有点儿恐怖。
我想象不出那个雅号“小米蕉”的前夫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，还是她捏着“小米蕉”什么把柄，总之，留下了这块地方给她。
记得“非暴力”活动那天，我还隐约从来客嘴里听说，前两年，这住宅区远不像现在这样有人气，周围的好几幢别墅都是完全没人入住的毛坯房，简直像鬼片的拍摄片场。夜晚，那些没有玻璃的窗户像一个一个黑洞一样，阴森至极要吓死谁。
但是，她还是敢自己住。真是不得了，那日的人们议论说。
“你想喝什么？”
幸优终于卖力地绕上了皮管子，爽快地踢了胶拖鞋，进到屋里。
“我还是啤酒就行。”
就在她收了皮管子之后大约五分钟，雨哗地下来了。
她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我完全没听清，只见脸上是一种幼稚的泄气神态，让人看了很想发笑。
不一会儿便雨势如注。我们蜷在厅里唯一的深蓝色布艺沙发上，听着院子里张狂的落雨，有一搭无一搭喝着啤酒。
那沙发好像很脏了，肆意地起着球。我无法想象她和森或者付川或者任何一个人在那上面**。
这时，我看见对面墙的角落里摆着一个类似根雕的东西，又长又扁，形状特别，底部又非常平整，稳稳坐在地上。看上去可以当个巨大的镇纸。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指着远处问。
“我找的树根啊。”她说着，麻利地起身走过去，把那树根举在手里，骄傲地说：“全部是我自己拾掇的，特别麻烦，里面的土啊沙子啊脏东西啊，都是我一点一点弄出来，然后又涂了蜡。不过，我只涂了薄薄的一层，你看。”
“听上去简直像是在自虐一样的苦功啊。”
“很有成就感，不信，你摸摸看。”
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感兴趣，于是，只是伸手触摸了一下她手里拿着的那颇有艺术感的盘根错节。的确很光滑。弄到这种效果，一定是非常麻烦又累人的劳作。我甚至懒得深想。
“这地方你也不好好收拾收拾？”
“没什么可收拾的，况且，我也没那么多东西能放在这。”
幸优把她的树根作品小心翼翼放回原处，回到沙发上，又把装着啤酒的玻璃杯随意放在了地上，然后认认真真盘起了腿。“这地方主要是给朋友们聚聚，再就是花。”
“不过，”她从嗓子里勉强笑了一声，“我也谈不上有什么朋友。我知道好多人不喜欢我。”
突然，我觉得机会来了。
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，看着她的眼睛，问：“说起朋友……你上次说，像付川那样，是你二分之一个男朋友……那么，你最近就没交过大于二分之一的男朋友？比如，四分之三的那种？”
她果然被这故作戏谑的问话给逗乐了。她捋了一下头发，顺势摘掉了黑皮筋，中长发一下子散了下来，还带着明显被皮筋绑过的凹痕。
“本来呢，是有一个。以为都是四分之四可以约等于一了，结果呢，唉……”
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长久蜷着的一条腿早就麻痹了，微微一动便麻到要死要活。但是，我依旧屏住呼吸，一动也不动地等下文。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我刺探。
“谈不上，最后让人很失望。怎么说呢，他这个人什么都好，但是心眼太小，总限制我，限制我这、限制我那，对我的交往啊圈子啊爱好啊……总之，他都不能接受。烦的很。”
“烦死了！”过了几秒，她又说一遍。
我已经意识不到腿麻，只觉得前所未有的清醒，耳聪目明般清醒。
突然就想立刻跑到森的面前，将那个已经令她极端生厌的男人揽到怀里，我们不可以再各自毫无意义地苦恼。
我想象着森承受的痛苦。他那双永远都搞不明白状况的浓眉大眼和小扫把一样的睫毛。即便是可怜相又如何，就是莫名地觉得自己对他负有责任。原来，爱情不可能大过婚姻带来的亲情。我本以为，两年时间不足以与亲情沾边，谁知，我们都不知道感情的玄妙和它转化的时机。
我和森，不过都是被厌弃的对象。
“其实，可能他不过是有点儿像舅舅，眼睛吧？或者神态？不知道。”
舅舅，莫名其妙的话将我拉了回来。但说实话，此刻，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想要继续聊天和待在这里的兴趣。
“那天，听说你母亲……老人家，还好吧？”虽说是不感兴趣，我还是要尽礼数问一句。
“没事了。妈妈吓得又哭又叫的，把我也吓坏了。良性的，已经手术了。”
“她总这样。但她不知道，我其实不能原谅她，当年那样对舅舅。”
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拐到这个话题，但幸优好像执意想聊舅舅的事。
其实，我一句话也没有再问，但也许恰恰是我静默又专注的眼神鼓励了讲话的人。
“舅舅是我最喜欢的人。”
幸优的眼睛盯着地上的啤酒杯，好像什么也看不到，也意识不到我的存在。
“你知道，我父母很早就离婚了。爸爸他很早就在外地又成了家，我们不来往。那时候就妈妈和我，还有舅舅。妈妈比舅舅大十几岁。那年，舅舅十九岁，我八岁。舅舅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他把所有的《少年画报》都给我，或者我们一起看。”
之后，幸优一直断断续续地说着那个是舅舅的男人。十九岁的舅舅很内向，还会拉小提琴，在工厂很快就能出徒了，但是，那一年却单相思暗恋上一个会跳舞的女孩。他写了很多信都没回音，于是鼓起勇气去女孩单位表白。
“还说什么是跳舞出身，连脚脖子都没有。”她说。
人们将女孩子藏起来捉弄他，他见不到，就回家了。见不到，于是想不开。然后，有一天，开始没日没夜地拉琴，一把破旧的小提琴，净拉些类似《梁祝》的调子，锯木头一样，不停地拉。人们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七天七夜没有睡觉，并且开始用滚烫的开水浇院子里的花。
医院的人和车竟然那么快就来了，满院子满胡同地逮他。再后来，他一见到穿白衣服或白大褂的人，就没命地跑。他怕他们抓他走。
因为激素，一年后，他的脸肥胖得走形，非常可怕。再后来，他开始打人，间歇狂躁，打人。
市里有名的综合医院决定放弃他，说治不好，只能送到郊区山上的疗养院。那所谓的疗养院或者说精神病院，现在依然存在，并且已经现代化和国际接轨什么的。但，在那个年代人尽皆知，那是送人去死的地方，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绝望的疯人院。
他只是不打我。我和妈妈送他去的时候，人已经又再度变得很瘦，剩一把骨头。疯人院靠着后山，看过去，是满山满谷的疯子在殴打。
我记得离别的时候，妈妈把一个用来喝水的大瓷缸子，白色的，别到他的腰带上。然后说，你去吧。
我们送他去死。她知道，他去那个地方一定会死，一定会死。疯子管疯子，不停地静脉注射，切半生不熟的脏东西、剁烂菜叶子喂他们，然后乱用药物和不停地打、电击。
他死的时候，说是心肌梗死。但实际上肾脏、肝脏和各个脏器已经全部衰竭了。我知道是因为药物，和那些随便剁剁的烂菜叶和脏兮兮的饭有关系。
他死了，躺在冰冷的床板上，身上衣服破得惨不忍睹。满身的伤，让人没法看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给换上一套干净的工作服。那种蓝色的，工厂发的。
现在我总想，这曾经是个十九岁时连夜拉小提琴，在采蜜本上细心做摘抄的男孩子。
人生就那么回事儿。
幸优用少有的文静样子抬头看着我。我也讶异，自己认真听完了舅舅的事。
“起初，我以为，妈妈不愿管舅舅，放弃他，是因为她不愿拖垮我。后来才知道，是她自己已经有了对象，她要嫁人。”
“所以，我一直把舅舅放在床头。这样，才觉得舅舅不那么可怜，还有人记得他、重视他、照顾他。”
她用一种最肯定的语气和表情，说着仿佛这世界上她最肯定的事。
说实话，我从未想过，幸优会是那种早早离开一塌糊涂的家庭，然后独立生活的女孩。
每次听到她用与年龄不相称的童稚语气提起“妈妈、爸爸”的时候，我都以为，她一定有个其乐融融到令人厌恶的美好家庭。
相比之下，也许我已经算得无忧无虑。成长过程中，我始终认为父母皆祸害。前几年，听说网络上真有名为“父母皆祸害”的小组后，还欣慰了半天。
我的家庭，规矩普通。父母都是老师，一个中学的，一个大学的。母亲可能书读得太多，神经太细，总神神叨叨地压制我，让我为她跑腿，让我有一万个理由不自信，让我坚信自己不如她，不如她有本事、不如她漂亮。上大学住校，是我逃离母亲的重大契机。之后，和不值得的男人上床，和八字没一撇的男人上床，并肆意享受成年女人的肉体自由，是我自认为挑战她、背叛她最有力的方式。
但我依旧是如此平淡无奇。和她预料的一样。
不知不觉中，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停了。
看一眼手机，已经是下午四点半的光景，但雨后的阳光，还是那样明媚璀璨地洒进厅里。
一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猫，奔到幸优的脚边，沐浴着阳光，喵喵叫个不停。
我正诧异，又有两只猫颠颠地跑了过来。才发现，原来门上有个“猫洞”，一个特意为它们留的小门。远处屋子的角落里，还放着几个蓝色的塑料小碗。
“刚才下雨怎么不来？”幸优认真地问其中一只猫。
“现在才来。又去哪儿疯去啦，也不知道着家。”
说着，她起身去厨房取来了一大袋子猫粮。三只猫一直簇拥她的脚步，喵喵地在她脚底下拌蒜。
幸优一边往蓝色的猫碗里倒食，一边说：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姜姜，宽宽和浪浪。”
“都是你养的猫？”
“算是吧，它们没有人家。”
“我每周来两次，来了就给它们喂一口。平时，也不知道它们都去哪儿。待会儿走的时候，在院子里也给它们留点吃的。”
碗里的猫粮显然是倒得过多了。猫狼吞虎咽，吃得很急，发出咯吱咯吱咬碎猫粮颗粒的声音。
“这只是姜姜，因为它是姜黄色的。”幸优一直蹲在猫碗边上，摸着叫姜姜的猫的脑袋。
“这只是宽宽。它心最宽，最大大咧咧，总是让公猫给搞怀孕，然后也不知道她生完把小猫藏哪儿了，从没看见过。”
那只叫宽宽的是只非常普通的黄白相间的狸花猫。这一会儿，仿佛知道是在说它，吃到一半，抬头瞥了我一眼，有点儿不屑。
“还有这只，浪浪，我觉得它最有浪子气质。你知道她可有本领了，前几天还把抓到的麻雀叼在嘴里要送给我呢。她一下子就能蹿到柿子树顶上。”
姜姜、宽宽、浪浪。我也想走近前去摸一摸那些毛茸茸的脑袋，但总觉得它们会讨厌我似的。无缘无故便觉得它们一定不会喜欢我。
“对了，你用那手机给他打电话了吗？他怎么说？”
在猫的咀嚼声中，幸优突然问。
我的事，她倒是从来也不刻意刺探。方才意识到，初次见面的自己曾经对着她把一场离婚诉说得那么悲凉。虽然句句实话，但回想起来总觉得是演戏。
“还没有，没打。我也不知道……我还没准备好，至少，今天还没有。”
“哦。”
她没再说什么。
回程的路上，幸优有些故作神秘地告诉我，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和公司里一个实习生交往。
“年纪很小，才22岁。”
我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于是，只是夸张地点点头，像是一种肯定和褒扬似的。
好在，她好像也不期待我有什么反应，只是说，男孩英文名叫Harry，不过，她更喜欢叫他“哈里”。
“本来就长得一副应该叫哈里的样子嘛。”
姜姜、宽宽和浪浪。我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三只认真吃饭的猫，觉得这队伍后头仿佛又多了一只叫哈里的小狗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