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6章从军行

在会议上,董宣武又提出了一个动议,他希望在这次招收新兵的过程中,负责招兵的熊廷弼能够多招一些读书人入伍从军,并建议对读书人从军,可以在安家费上提高标准。

董宣武之所以提出这个动议,是因为他对目前的参谋制度很不满,觉得根本就是虚有其表。一支现代军队,如果没有健全的参谋制度,光靠主将一人之力,是非常危险的。随时可能因为某一方面的遗漏,而导致惨败甚至全军覆没。作战过程中,也必须要有参谋辅助制定各种意外情况下的作战预案,并对主将提出的作战计划,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推演。

比如当初范文程率领群匪袭击新兵营,如果不是一连串的巧合和董宣武临危不乱,果断的应对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提出问题,并制定相应的预案,这本应该是参谋做的事情。五行卫缺这一块。

到目前为止,董宣武指挥的战斗的确是没有出什么大的纰漏,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不会出现,那只是运气好。一支现代军队,不能老依靠运气作战。

现在五行卫中的参谋屈指可数,基本都是当初刁德嗣带来的那几个人,到目前还只会做一些起草命令、文书、绘制地图等工作,根本没有完全担负起参谋的职责,某种程度上说,更像是师爷而不是参谋。

董宣武认为这一方面五行卫必须加强,否则会严重地影响五行卫日后的建设。

熊廷弼顿时苦起了脸来,他何尝不想多招些读书人,可是哪个读书人肯来五行营做大头兵?

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楼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,书中车马多如簇。娶妻莫恨无良媒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欲遂平生志,五经勤向窗前读。

宋真宗赵恒的这篇《励学篇》对后世读书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既然能用苦读换来的东西,用生命做赌注,未免太愚蠢了。况且,在大明,重文轻武、以文御武早已经成了传统。

这个问题董宣武当然知道,而且早就想好了对策,微微笑了笑,说道:“读书人不肯从军这事,不必太过担心,我就不信,泱泱华夏,那些读书人就只会寻章酌句,就找不出几个像熊大人那样慷慨激扬的热血好男儿!

我曾听人唱过一首歌,名字叫《从军行》,很有意思,老刁,我要你想尽办法,三日内传遍北京城。”

“什么歌?”刁德嗣心中一跳,偷眼看了看信王朱由检和马忠两人,他很担心董宣武那首歌中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词句。别人不了解董宣,他还不了解么,这家伙胆子大起来大得没谱,啥事都敢做,啥话都敢往外蹦。

董宣武微微一笑,大声唱道:“君不见,汉终军,弱冠系虏请长缨;君不见,班定远,绝域轻骑催战云!男儿应是重危行,岂让儒冠误此生?

况乃国危若累卵,羽檄争驰无少停!弃我昔时笔,著我战时衿,一呼同道逾十万,高唱战歌齐从军。齐从军,净胡尘,誓扫建奴不顾身!”

这首歌就是民国时期颇具盛名的《知识青年从军歌》,董宣武只不过改了两个字而已。

“好歌,正中咱家的心意!”马忠拍手赞道。

几个月不见,信王朱由检深沉,微微一皱眉,说道:“董兄,这歌虽然是不错,可是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!区区一个小小的建奴,虽然能猖狂一时,何至于国危若累卵,羽檄争驰无少停?”

这个小屁孩终于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了。可惜的是,他太小看了建奴,他不知道,他以后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,而最终,正是大清取代了大明。

董宣武长叹一声,说道:“信王殿下,你可知大明每年耗费在建奴身上的银子有多少吗?”

信王一呆,大明不许藩王干政,如果不是他皇兄默许了他过问五行卫的事,五行卫他边都不敢沾,何况这种极为敏感的政事?

大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朝代,很多事,大臣可以做,百姓也可以做,唯独大明的王爷却是不能做。也许是当年永乐皇帝朱棣自觉夺了他侄子皇位,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,所以对各镇藩王做出了很多限制。

在永乐皇帝的基础上,后世这种限制越来越严格,弄得朱家的子孙活得战战兢兢,一个个只想享尽荣华富贵,吃得像一头猪一般去见他们老祖宗。对于违禁的事,半点也不敢碰。

这让董宣武突然想到了福王朱常洵,就是那位被封在开封,开封城被李闯王围城时,死到临头也不肯掏出钱财赈济灾民、慰军,最后开封城破,被李自成捉住砍了脑袋的福王。传说福王死后,他的尸体剁成肉酱,杂以鹿肉下酒,称“福禄酒”。

可怜的家伙啊!

来大明快一年了,董宣武渐渐地意识到朱常洵之所以既不肯掏出钱财赈济灾民,也不肯慰劳开封守军,很可能并不是他愚蠢,而是因为他太胆小。

因为无论是赈济灾民,还是慰劳守军,都可以被朝廷中的大臣解读为邀买人心,意图不诡。最要命的是,这家伙,还有与朱由检他老爸朱常洛争夺皇位的不良记录,屁股不太干净。试问,这种情况下,他怎么敢轻举妄动?

假若他真的做了,如果守住了开封城,北京城中那些喜欢无事找事的大臣会放过他吗?他出身皇家,谋逆之罪可能不必株连九族,但砍光他这一支是没多大问题的。当然,如果守不住开封城,那一样也是死路一条。也就是说,只要他敢这么做,开封城有没有被攻破,他都只有死路一条。

相反,假如他没有赈济灾民,慰劳守军反而有一线生机,那就是开封城守住了。

换而言之,朱常洵对大明皇权的畏惧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李闯王叛军的畏惧,他很可能是要用这种方式向当时的崇祯皇帝表明,他已经没有了丝毫觊觎皇位的心思,哪怕钢刀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了。

多么可怜又可笑,明末的藩王制度已经扭曲到这般地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