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2章防治工作全面升级(3)

他将写作任务向晏春平交代清楚以后,吩咐道:“我要关门研究文件,没有特殊情况,别让人来找我。”

泡了茶,侯卫东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间,让自己完全安静下来。每临大事有静气,这来自于青林镇赵永胜的警句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重要的行为模式。他在静思中,再次彻底搜索沙州防治“非典”整体工作还可能存在的漏洞。

慢慢地喝茶,让自己的心彻底安静了下来。

关注重点一,出现疫情时,发布疫情问题。

关注重点二,出现疫情时,如何调查接触者。

关注重点三,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情绪问题。

关注重点四,出现疫情时,明确工作纪律的问题。

关注重点五,传染病医院治疗问题。

关注重点六,隔离点周边群众稳定问题。

关注重点七,出现疫情大规模隔离问题。

列出七条关注重点,侯卫东又翻出预案,将自己想到的问题与预案进行一一对照,找出预案中忽略或是不可能写到的细节。

一个小时左右,他完成了对七个关注重点的研究工作。

自从担任防治“非典”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以后,他陷入了紧急而迫切的具体事务之中,红颜知己郭兰的身影被压在心底最深处。此时他完成手里工作,忙里偷闲,窈窕身影在不经意间又跃然脑中。

那天一句“我爱你”,让侯卫东无数遍回味。他如恋爱中的女人一般,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,心道:“女人青春易逝,时间拖得越长,越是对不起郭兰,是不是到了该松手的时候?既然不能执子之手,就应该放掉那只手。”

每当“分手”念头涌出之时,埋在心肝里的那把刀就开始滚动起来,搅得他五脏六腑都如被锯开,鲜血淋漓,疼痛难忍。

侯卫东强迫自己的注意力从郭兰身上离开,桌上放着新送来的厚厚一叠文件,他随手翻了翻,惊讶地发现郭兰被任命为沙州大学防治“非典”领导小组副组长。转念一想,郭兰是沙州大学党委委员、组织部长,担任校防非办副组长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仔细看了沙州大学的简报,侯卫东还是察觉到一些问题,他给许庆蓉打了电话:“沙州大学和几所中专院校,有好几万学生,消毒液、温度计等防非药品、药具到底准备得如何?特别是沙州大学,有几万学生,绝对不能出事。你抽时间亲自去一趟,帮助他们理一理思路。”

许庆蓉道:“沙州大学工作不错,组织部长郭兰是新增加的防非办副主任,其实是她主要负责。她原本要到上海去读书,上海那边来了暂时停课通知,结果她就留在学校抓防非工作。”郭兰在沙州市委组织部工作时,参加过对许庆蓉的组织考察,她们两人关系挺好,一直有联系。

许庆蓉无意中说出了郭兰的近期行踪,而这些事侯卫东基本不知。放下电话,他默默地体会着郭兰内心的挣扎,惘然若失,心里不禁有些苦涩。

此时,他的身边人纷纷战斗在“非典”一线:蒋大力卖药品及器材,周昌全督战沙州,郭兰成为沙州大学防非办副主任。他感到“非典”如一柄巨大的锅铲,狠狠地搅动着大锅,大锅里的汤汤水水便混在了一起,一起努力地向天空散发着热量。

他脑中浮现起巨型大锅的具体形象,在锅中,他和郭兰在混乱中用力拥抱着,其他事情都抛在了一边。

这种感慨很奇异,也很过瘾,不过很快就被迫打断,因为市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济道林来到侯卫东办公室。

对于济道林这种老资格市领导,晏春平根本没有挡驾的想法,直接敲开了侯卫东办公室的门。

侯卫东见是济道林,连忙站起来,几步迎上去,道:“济书记,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招呼一声,怎么能劳你大驾。”

1993年,侯卫东从沙州学院毕业时,济道林是沙州学院副院长。在毕业后不久,侯卫东重新回到学校,在小书店偶遇济道林,济道林送了一套《平凡的世界》给侯卫东。十年时间过去,侯卫东成长为沙州市副市长,济道林也离开了学校,成为沙州老资格的纪委书记。

纪委工作的经历在济道林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,他长期习惯性苦思,额头上留着明显的“川”字纹。坐下以后,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,道:“省纪委要求在‘非典’期间严肃纪律,纪委准备拟一份相关文件,我想听听防非办主任的意见。”

纪委拟定文件,根本不需要由纪委书记亲自来向副市长征求意见,若是换一位纪委书记,侯卫东或许还要开一句玩笑,可是面对曾经的校长,他就得正正经经。

济道林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文件。在取文件时,侯卫东看到了济道林手腕上的表。在学校读书期间,济道林上课时就戴着这块表,蒋大力最有经济头脑,是唯一识货人,在寝室里多次谈起这块表,当时羡慕得很。如今这块名表显得很普通,整体上显得暗旧,倒与济道林的身份和气质相符。

侯卫东接过文件,认真翻阅起来。

文件标题是《沙州市纪委、监察局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》,内容分为“严格政治纪律,牢固树立全局观念,建立工作责任制,严格疫情公布制度,加大监督执纪力度、严厉打击利用防治‘非典’名义从事的各种违法行为”五大部分,这份文件基本上将周昌全副省长“硬”的一手体现了出来。在严格政治纪律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党员在‘非典’时期更应该体现先锋模范作用,对不遵守防非工作纪律、擅自脱离工作岗位的党员,开除党籍,是行政和事业编制干部的,开除公职。”

等到侯卫东目光从文件中离开,济道林问:“你是防非办主任,最了解情况,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和遗漏之处。”

侯卫东在脑中将这份文件与自己拟出的七个关注点进行了对照,道:“‘非典’病人相比其他病人,特殊在于传染性,我们必须强调医院的责任,凡是遇到疑似‘非典’病人,不许推诿。这就相当于我们日常推广的首问责任制,又相当于出租车,不能拒收任何一个客人。我建议在文件中要特别强调此条。”

济道林道:“这一条很重要,就叫首诊负责制。”

侯卫东在向济道林介绍了人民公园旁边社区医院发生的围阻事件后,道:“这件事情发生以后,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公布信息,‘非典’是恶性传染病,影响面宽,如果信息公布不及时,必然会有谣言产生。谣言多了,会引起社会动**。”

济道林额头上的川字紧紧锁住,纠结在一起,缓缓地道:“从八十年代算起,沙州就没有发生过大的疫情,不仅农村地区卫生体系薄弱,城市的卫生体系同样不堪一击。我担心公布疫情的方式不妥当,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。”

内紧外松是这些年常采取的工作办法,事实证明此方法在处理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有效。只是“非典”疫情不同于以前遇到的任何事情,稍有不慎,通过飞沫传播的烈性传染病患者就有可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,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如此重创。

侯卫东是防非办主任,看了大量资料,知道“非典”厉害,他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:“从各地的新闻来看,上海、北京、广东等地都公布了疑似和确诊病例,《新闻联播》和《焦点访谈》先后正式谈到了‘非典’疫情,坚持及时公布信息,这是制止谣言的最好方式。如果沙州出现了确诊病例,就会涉及医院治疗、接触者和疑似病人的隔离观察,涉及面非常大,根本不可能封锁信息。我们坚持按时公布疫情,或许会引起短暂恐慌,但是长久来说是有利的。”

济道林额上皱纹紧锁,道:“如果发布疫情信息后,引起社会恐慌,这将是一场灾难,谁能承担这个责任?”

侯卫东坚持自己的看法:“我坚持认为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引起的恐慌,将远远低于谣言引起的恐慌,捂着的盖子就是谣言的温床。”

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市委书记朱民生的要求所写,朱民生专门提出要严格疫情公布的方式和时间。听到侯卫东对疫情公布方式毫不迟疑地反对,济道林沉默半晌,道:“你的说法很有道理,到底如何公开疫情信息,在今晚常委会上要提出来研究,以常委会纪要为主。”他起身告辞,走到门口,转身与侯卫东握手,道:“卫东肩负着重任,责任重大啊。”

看着济道林的背影消失在走道上,侯卫东重回办公室,他拿了一张纸出来,用钢笔在这张纸中间画了一条线,将这张纸分成了两个部分,一部分写下信息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,另一部分写下信息不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。

最终,他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。

在四点四十分,晏春平将防非办写的报送市委常委会的材料送了过来。这篇文章中规中距,也算不错。侯卫东略作修改便算过关。

七点,市委常委会会场。

防治“非典”工作是第一项议程,这一项议程有两方面的内容,首先是由卫生局许庆蓉报告沙州市防治“非典”已经做了的各项工作,以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。随后由沙州市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局局长就《沙州市纪委、监察局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》向市委常委会作报告。

对于防非办前期的工作,市委常委们给予了充分肯定,提出的几个建议全部通过。但是对纪委的《紧急通知》,常委们有不同的意见,争议最大的地方在信息披露方面。部分常委支持“完全披露信息”,另一部分赞成“不完全披露信息”,争议双方都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,分歧在于具体的手段。代市长宁玥是完全披露派,副书记杨森林是不完全披露派,纪委书记济道林原本赞同杨森林的意见,提前与侯卫东沟通以后,他的态度变得含糊起来。

侯卫东是列席人员,在沙州,所谓列席者,可以在被询问时发言,但是没有表决权。他是防非领导小组副组长、防非办主任,掌握了最多的一手资料和丰富信息,由于不是常委,在实质上的最高决策机构里,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。只能听着干瞪眼,将一肚子主意藏肚里。

常委们讨论以后,市委书记朱民生定下调子:“既然大家对信息披露有争议,省里又没有明确要求,我们不必太着急确定披露方式,当务之急是防非办继续做好工作,确保万无一失。我强调两点,第一,在《紧急通知》中暂时不提此事,信息披露改成信息报告的内容。对于下一步信息披露的程序和方式由侯副市长提方案,侯副市长要盯着省防非办,最简单和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他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。”

侯卫东听到朱民生给自己增加了责任,表面上一本正经点头,心里暗道:“我列席会议,没有发言权,就是一个哑巴,随便别人如何安排。”转念又安慰自己道:“党委和政府各自有职责,这是由体制所决定,我怎么会有很憋屈的感觉,这种情绪不正常,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。”

朱民生顾盼自雄,他自然不会顾忌一位年轻副市长的想法,道:“第二,我在这里强调工作责任制,每位常委、副市长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,同时部分领导还联系了具体的地区,不管是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还是联系的具体地区,只要出了事,担负同样责任。举例来说,东城区若是有一起确诊病例,但是没有预防和控制好,东城区的东方胜和联系东城区的常委,都要承担相同责任。再比如,教育系统出了事,侯市长和当地地方领导都要承担相同的责任。”

常委会决定的大事,由政府来执行,这是由体制所规定。侯卫东明白这个道理,也觉得无可厚非,可是离开会场后,总是感觉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块小石头压着、堵着神经和血管,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。

平心而论,沙州市市委常委们多数还是挺尊重侯卫东的,在常委会前,济道林副书记还特意来向他征求意见。可是,他作为政府副职只能列席最高决策层的会议,在会上只有旁听权力和被动接受询问。而最纠结之处是在研究防治“非典”问题上,他比任何有权发言的人都要了解“非典”是怎么一回事,有一肚皮的意见,却并不能进入最高的决策机构。

侯卫东曾经做过成津县委书记,具有最终拍板权。此时成了副厅级,反而失去了拍板权,让他颇不习惯。但是要具有更高的拍板权,上一级副职是必须经历的过程。

“我今年33岁,一定要在35岁之前成为常委,在38岁之前成为正职,最差的表现应该在此届结束成为副书记,否则我的年龄优势将不复存在。”从会场出来,侯卫东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五年规划。

在岭西,领导升职采取的是党委和行政交错上升的路径。交错升职有三个前提:第一个前提是党委和行政在体制上是分开的;第二个前提是党政干部实质上是一元的;第三个前提是党委决策系统比政府执行系统在实际使用中要高半格。

具体来说,从镇里来说,镇长干得不错再任党委书记,镇党委书记要升官就可能当副县长,副县长干得不错就可以进常委,然后再升职当县长,县长干得不错才有可能当县委书记。市、省一级的升官途径基本如此。如此流动,使得政府系统干部流动到党委系统,即使是同级别流动,也被认为是一种晋升。体制内如此安排升职是有道理的,干部先在政府系统历练,经受实践锻炼,而被实践证明能力更强、素质更高、经验更为丰富的干部得以进入党委系统,从而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,并保证了党委决策的相对全面和正确。

自从当了成津县委书记以来,侯卫东的政治理想就开始渐渐觉醒,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胸中抱负,必须要在这个体制内有位置,否则说话等于放屁,更别谈实现理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