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番你来我往的暗中角逐，袁逢得到心满意足的回复，这才让何进离去，自己则与袁氏其他人细细商议。
此时堂前除了袁逢，便只有其弟袁隗，以及袁逢的儿子袁基、袁术，和其兄袁平以及袁隗的儿子，可以说袁家的男人都在开会，却独独缺了袁绍。
盖因袁赦之故，袁家对于袁绍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立场十分排斥，是以即使袁逢再喜欢他，也未让他参与此事，历史上这一切也正是因为袁赦的突然死亡，才让袁家彻底转变立场，将更多的资源放在袁绍身上。
袁基望之刚过而立，身长俊朗，温文尔雅。他率先道：“何遂高此言荒唐，旁人如何会信其此潜‘蝗’出渊一说？”
话语未落，袁术便道：“兄长何必管他何言，只要吾袁氏出力，朝中之人皆言此论，再有袁常侍为辅，只要陛下信了，立储之事便成功也。”
“是极是极。”
“善也。”
其他袁家子都纷纷赞同袁术之言，在他们看来，只要帮助何进抢到太子之位便行，到时候拥有从龙之功的袁氏，又可以保一代富贵，何必在意其他？既如此，管他何氏如何得位，只要于袁氏有利便可。
袁逢作为家主一板定音定下了如何助何氏的计划，便让众人离去，而他自己则坐于堂内拿起一本《孟氏易》，这是他的家传经学，平时他独自一人总会反复翻阅。
汝南袁氏不仅是海内大族，还是天下大儒学家。袁安的祖父袁良曾于西汉末年曾向学者孟喜学《易经》，从此《孟氏易》成为袁氏的家学，袁氏子弟都得诵习《易经》。
袁安年少时就习《孟氏易》；袁京“习《孟氏易》，作《难记》三十万言”；袁京子袁彭，少传家学；袁彭弟袁汤，“少传家学，诸儒称其节”；袁敞，“少传《易经》教授”。
由于袁氏世传家学，又有多人出仕高官，成为既是豪门又是著儒的大族，有好多人投上门来向袁氏学《易经》，成为著录弟子。
这些人中，真正受业钻研学问的廖廖无几，其多数是看到袁氏族大势众，通过行贿或相关人员游说，买个名义，以便获得庇护免役或荐举做官的机会，他们成为袁氏的“门生”、“义故”，可谓说“世布恩德，天下受其惠”。
东汉时期，公府以至州牧、刺史、郡守，他们的幕僚椽属，多由自己挑选人才，征辟作用，被征辟的人一经应征，便成为公府或郡国的幕僚椽属，渐渐地和他的长官结成一种私恩关系，幕僚椽属对其长官，往往私为君臣。
被郡国保荐的孝廉、秀才，即使其后任官朝廷，但对过去保荐的郡国守相，皆称“故吏”。袁氏任郡国守、相者多人，征辟的椽属、幕僚，保荐的孝廉、秀才不计其数，许多朝廷和州郡的官员都是袁家的门生或者是部下，所以势力特别大，故人们又称汝南袁氏“门生故吏遍天下”。
不过成也《孟氏易》，败也《孟氏易》，袁氏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因《孟氏易》起家，也因《孟氏易》而亡。
盖因《孟氏易》中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，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，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，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。
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，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《难记》，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，也被蔡邕誉为“明习《易》学，从诲如流”，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，后来袁绍、袁术兄弟因迷信而一错再错，最后导致众叛亲离也不无这方面的原因。
朝会日还未到，刘宏的一道旨意便降临了不其侯府。
朝廷以知灾事，征拜伏泉为议郎。
因前番献瘟疫防治之策，今又献灭蝗食蝗之策，使蝗灾稍熄，七州百姓因此受惠，于政而言，伏泉这些计策可谓是大功一件。